美国被选为总统特朗普炮击中国是美国工作岗位萎缩的罪魁祸首，声称要将中国人“拿走”的工作岗位还于美国人民。眼下距离特朗普接掌白宫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他接下来不会有什么动作？不会给中国带给什么影响？曹锦清教授指出我们不用纠葛于特朗普这个人怎么样，而应当改变提问方式，思维“中国为什么行”，思维中国制造业的兴起与美国国内劳动岗位增加的关联性。此文为12月30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与观察者网联合举行的《特朗普的美国vs兴起ing的中国》研讨会系列文章之一，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成文。

美国社会学家E·A·罗斯有一本书，书名为《变化中的中国人》，是1911年出版发行的。这本书的第五章，标题叫做“中国的工业化”，其中有个观点引发了我的留意。

第一是“黄祸”，何为“黄祸”？那个时代中国人口众多，国家又很乱。然而确实的“黄祸”是什么？他指出西方人仍然没有搞清楚，而他搞清楚了：中国的工业化才是西方确实的“黄祸”。中国有这么多勤俭的、廉价的、聪慧的劳动力，中国人的身体耐力相比之下多达西方人。

这样的劳动力一旦与西方的技术相结合，就不会构成极大的生产力，那让西方的工业阶级不吃什么去？西方的人力资源成本高，想要把它降下来，那是不不切实际的，这一点是竞争不过中国人的。“黄祸”问题对中国开始工业化进程后的欧美第一代和第二代人影响不是相当大，因为中国工业化要有一系列的先决条件，比如教育、资本和国家统一等等，这必须一两代人的时间累积，欧美第三代和第四代人将步入确实的“黄祸”。正如E·A·罗斯预计所言，本世纪末才是“黄祸”来临之时。

被迫说道这位学者的辨别是如此精确。上世纪末，我们参照了西方体制，沦为世界工厂。当然了，针对中国的这个工业化体制，也有“左”和“右”的争辩，比如留给了不少污染、血汗工厂等等。中国的劳动者不仅是接受教育的、廉价的、勤俭的，而且他们对整个市场变动、货币变动能作出灵敏反应，这些全世界都没。

欧洲在18、19世纪，已完成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从自给自足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移往。某种程度的过程在非洲和中东地区都经常出现过相当大的问题，而且在中东地区经常出现的问题比在所有国家出有的问题都大。因为农耕时期各种各样的不道德方式还包括商业方式、借贷方式都由宗教加以规定，所以他们向市场经济转型就尤其艰苦、尤其伤痛。相比之下，中国有多达几亿的劳动力，如此大规模的人口随着市场需求仍然在持续流动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维持了适当的平稳有序，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然而这些却未曾被研究过。

千万不要高估这个现象，而且中国的这些劳动力不是在今天一下子忽然兴起的，而是在宋代以后就逐步形成了。曹锦清教授在论坛上讲话上个世纪末，国际环境比较较好，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劳动力构建了与西方技术的融合。

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溶解在农村的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加快流动着和变化着，已完成了一个拐点变化。到了2003、2004年，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开始明显提升，劳资关系也再次发生了相当大变化。从这些变化抵达，我们被迫认真思考两个问题。

第一，这在中国国内意味著什么？我指出我们不一定很好地研究过。第二，这对国际意味著什么？中国的兴起和欧美的那些问题是不是有必要关联呢？现在中国制造业正在向中高端迈向，按照中国生产2025年的预期目标，通过10年、20年的希望，大批劳动力也将构建转型。

那个时候中国的岗位将仍然是中低端岗位，而是全世界中产阶级的重点岗位。这些变动，对全球的格局意味著什么？对美国和欧洲又意味著什么？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我们能无法超过这个目标？无法超过就不会跌落中等收益陷阱。如果我们构建了目标，200年或者500年的工业化历史将被重写，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但是西方所有储备的理论都无法答案。中国有14亿人口，欧美几个白人国家的人口满打满算会多达10亿。

我们有14亿人口，其中12．56亿是可观的主体汉民族。没一个西方政治学、法学的研究者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们也没兴趣考虑到这个问题，但是现实逼着他们去考虑到。

等到中国制造业迈向中高端行列的那一天，西方的衰败将不可避免。从目前来看，欧美现在再次发生的那些现象是资本主义发展周期的一般现象？还是因为中国崛起而产生的全新的历史现象？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明确提出历史问题、思考问题，而不用纠葛于特朗普这个人怎么样。因为这个人较为黑色幽默，反应乖张。对于特朗普，人群中惊慌者有之，不以为然的有之，看笑话的有之，各种猜度者有之，不足为奇。

我们必须辨别的是，制造业转型的主动权是不是还在我们中国人手里？我们还能无法一步一步地已完成转型？如果说美国想要加以阻扰和干预，我实在这是不有可能的事情，因为中国有14亿人口，不要高估这个人口规模。亚洲四小龙兴起的时候，美国学者一片激动，用亚洲四小龙来教训“把持论”者说道，你想到人家不是也上来了吗？不也变为发达国家了吗？你们没有上来是因为你们笨，你们哑。中国崛起让有些欧洲人隐约深感了惊慌，但是他们对本国制造业萎缩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这是工业自动化的必定产物”，或者指出本国高污染的低端制造业“过来”之后大自然不会拿走一部分低收入岗位。

但是，他们没看见在全球化加快的过程中，中国制造业的兴起与他们国内劳动岗位增加的关联性。这个问题美国搞清楚了吗？也没。

我们要从这个看作问题。既然中国发展到了这个阶段，我们整个的提问方式也要逆，要告诉一个时代的提问方式不会引领整个时代的学说。近代以来，我们主要的提问方式是“中国何以薄弱”、“西方何以强国”，这是第一大问题；第二大问题是“何以在短期内挣脱薄弱，和西方并驾齐驱”。我们全部的思维都是为了问这两个问题。

现在，我们依然固守着原先的提问方式而停滞不前，也就是“何以并如此”的方式。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指出中国还没已完成现代民主化的转型，所以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道德问题、污染问题的总根源是民主化问题，只要一议会选举，这些问题就自动消失了，一私有化，问题就都解决问题了。然而，这些提问只不过相比之下迟缓于中国发展的现实，我们要具体地明确提出新的提问方式：为什么中国行？中国现代化之后，对整个世界和西方不会有多大的转变？目前，我们中国人的故事情节都是西方故事情节，都是西方人代我们故事情节。

新时代早已到来，我们这代知识分子要分担起改成发问方式的重任，找寻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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